第六章 钱的问题（2 / 3）
按照共和国当局发布的“意向书”，在17万亿由盟国共同承担的战争开支中，共和国承担51%，另外49%由伊朗、伊拉克与叙利亚根据在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与战争损失分头承担，其中伊朗承担21%、伊拉克承担16%、叙利亚承担12%。
可以说，这个分担比例是比较合适的。在大规模作战期间，叙利亚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，所以承担的战争费用最低。伊朗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，只是认为伊拉克承担的战争费用太少，应该与伊朗均等，既各承担18.5%。毫无疑问，伊拉克不可能接受伊朗提出的分配方法。
四国部长会议进行了好几轮，直到2042年8月，四国外长才在北京达成具体协议，共和国承担54%、伊朗承担19%、伊拉克承担17%、叙利亚承担10%。随后共和国就与伊拉克签署了一份单方面协议，即在2050年之前，以政府担保的方式，向伊拉克提供2000亿元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。也就是说，共和国当局以变相的方式，为伊拉克提供了相当于战争开支1%的投资，以此弥补了伊拉克的损失。
对于共和国的做法，伊朗当局非常不满，在2042年9月初向共和国提出抗议。伊朗当局的抗议不但不会收到任何效果，反而给了共和国对付伊朗的理由。受种种因素影响，2042年10月底，伊朗当局以拒绝支付战争经费来要挟共和国。在伊朗还没有澄清为什么暂缓支付战争开支之前，共和国就采取行动，以伊朗当局违反四国部长会议达成的结果为由，要求伊朗当局立即公开道歉，不然共和国将冻结伊朗的所有在华资产。
可以说，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。要知道，伊朗的海外资产中，至少有六成在共和国。更重要的是，伊朗高官在海外的个人资产中，超过八成在共和国。虽然共和国当局还没有宣布冻结伊朗公民的在华资产，但是随着局势发展下去，最终肯定会威胁到伊朗政府中的高级官员。
那么，共和国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支持内贾德呢？
原因并不复杂，只是欧洲的新闻媒体不肯接受。以当时的情况来看，共和国当局有三点理由不插手伊朗内政。
一是共和国在伊朗的投资并不大。虽然共和国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，但是经过王元庆的努力，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完全取代了国营经济之后，民族企业家、民营资本家、民间金融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，开始左右共和国的对外政策。严格说来，中东战争与共和国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关系。别的不说，在战争组织策划阶段，三坚集团董事长蔺慕勋就出了很多力。问题是，在整个中东地区，伊朗一直不是共和国资本家的主要投资目的地。中东战争爆发前，共和国在中东12国（伊朗、阿曼、也门、阿联酋、卡塔尔、巴林、沙特、科威特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黎巴嫩与以色列）的投资中，伊朗所占的份额不到7%，连平均水平都没达到。更重要的是，共和国资本家在伊朗的投资均得到了实物担保、或者共和国政府的担保，另外不管伊朗政权怎么变，只要没有投入美国怀抱，就不可能拿投资来要挟共和国。也就是说，在对待伊朗的政策上，就算共和国的部分利益集团有利益诉求，也不会强烈到对共和国对外决策产生影响，也就不大可能让共和国当局由此重视伊朗。
二是伊朗的基本政策与共和国的中东政策背道而驰。不管伊朗会不会成为了一个世俗的伊斯兰国家，只要伊朗当局的终极目标没有变化，即伊朗的发展目的就是为了成为中东的地区性强国，那么共和国的中东政策就不会偏向伊朗，甚至得在必要的时候排斥伊朗。要知道，在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、特别是那些与美国关系的阿拉伯国家，比如沙特、科威特与阿联酋看来，伊朗是远远超过了以色列的现实威胁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共和国在中东政策上倾向于支持伊朗，等于疏远了这些阿拉伯国家，也就不可能通过阿拉伯世界来改变中东格局，最终控制中东地区。虽然来自以色列的威胁还没有消除，但是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矛盾已经显现了出来。比如在土耳其战争经费的分配问题上，伊朗始终主张应该与伊拉克承担相同的份额，而不是按照两国的贡献来承担责任，结果不但让伊拉克当局非常恼火，还让绝大部分伊拉克人把伊朗当成了不可靠的邻居。
三是伊朗复杂的政治局势让共和国当局望而却步。虽然在很多人看来，共和国是最有可能控制伊朗的国家，一些西方新闻媒体甚至认为，只要共和国当局愿意，就能利用军情局掌握的绝密资料让伊朗俯首称臣。不可否认，军情局确实掌握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，不然中东战争期间，伊朗军队也不会尽些竭力的配合共和国军队，但是落实到实际问题上，除非共和国打算颠覆伊朗政权，成立一个新政权，不然共和国当局没有任何理由用阴谋手段来控制伊朗。事实上，除了对付一些小国之外，在对付伊朗这样的中等国家时，别说共和国不会铤而走险，美国也不可能用阴谋手段来达到目的。原因非常简单，推翻伊朗政府算不了什么，可是要征服数千万伊朗民众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要知道，21世纪初，美国就在人口仅为伊朗三分之一的伊拉克栽了大跟头。如此一来，在是否插手伊朗内政的问题上，共和国当局肯定会再三思量，而不是积极采取行动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伊朗没有对共和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，或者说没有重要到一定要完全听从共和国的指挥，那么共和国不没有必要干预伊朗内政。
由此可见，其中任何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共和国当局置身事外。
事实上，这些都是大道理，而不是可以摆上台面的理由。
在2042年11月，也就是内贾德险遭刺杀前大约1个月，共和国当局在“战争经费”与“库尔德人安置办法”上率先向伊朗发难，为后面不介入伊朗内部斗争做了铺垫，并且最终成为了共和国疏远伊朗的重要理由。
“战争经费”与“库尔德人安置办法”既是两个现实问题，又是两个关键问题。
2041年底，共和国当局就公布了2041年8月3日第一次宣布停火之前的战争开支，总费用超过了50万亿元，其中按照国际惯例、需要与盟国分摊的战争费用为17万亿。次年年初，共和国当局就以外交照会的方式，向伊朗、伊拉克与叙利亚提供了“战争经费分摊办法意向书”，并且在2042年2月初在共和国首都举行了第一次四国外长、财长与防长（国防部长）联合会议，商讨战争经费的分摊办法。